屏风山下六十年
柳淮之

　　1956年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全面完成，全国形势蒸蒸日上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。我在重工业部长春地质学校任教。年初学校总务主任高铎同志上北京重工业部汇报工作，他接到一个新任务：由长春地校牵头调兵遣将在桂林另建一所地质学校，培养地质勘探人才，以满足全国工业化的紧急需要。
　　当时，高铎同志组织起了建校筹备组，临时设在桂林中山路一家油漆店楼上，成员有高铎，王学民、蔡智、李奇、孙云鹏、张秋光、柳淮之、刘业成与汪向臣等。
　　一、建校初始，学习苏联
　　筹备组的任务是会同当地领导选定校址于屏风山下，并组织施工力量，做好开学准备，分秒必争，当时的口号是“我们要和时间赛跑”，并且要求当年招生。至于基建问题部里领导没有说，似乎胸有成竹。原来，部领导在苏联参观时，看中了列宁格勒一所学校的教学楼，显得庄重、美观又实用，就要回了设计图纸。在20世纪50年代，中苏关系友好，全面学习苏联经验是我国的主旋律，也是当时的政治热潮。因为在新中国成立前，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是一张白纸，只能照搬苏联的现成经验。在屏风山选好学校地址，已是3、4月份，而9月份要开学上课，根本没有基建设计的时间。于是马上照苏联图纸施工，没有机械，就采用人海战术，工地上肩挑人抬，热闹非凡。学校主楼（现今的屏风教四楼）体现了苏联风格，外墙厚半米双层窗，冬暖夏凉，连教师学生的宿舍也照苏联的规矩，装上木地板双层窗，这在当时是国内绝无仅有的高档建筑。当时的实验楼听说是由武汉城市建筑设计院负责，采用的是当时国内流行的千篇一律的火柴盒造型。由于时间紧迫，9月份开学，只好借用七星岩普陀山房子上课开学。
　　学校干部与教师配备，几乎是长春地校全套人马一盘端过来的。名单如下：两位副校长高铎、孙德文，正校长未派。教务科长孙云鹏、地质科主任柳淮之、图书馆主任薛展昌，校办王学民掌管大印、人事，团委蔡智、财务严俊生、伙食科刘成业、刻写讲义员李子硕以及炊事员老蔡等。教师方面：地质教研组长李海鹏、语文组长台跃东、物理组长龚荣祥、化学组组长白铁良、政治组组长刘洪举、测量课李次昆、以及电工课谢中书等。另外，俄语组长付绍先、数学组长黄培信则由部属鞍山钢校调来，张秋光、于绍谦则来自部属沈阳工校。后来逐步吸收桂林当地人员，特别是兼并南宁地校、西湾工校、合山煤校及田阳石油校等，干部与教师阵容不断扩大，人才济济。
　　我接到调令后，首先留在北京制定教育计划。部里教育司的指示是：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，要办一所正规化的、高质量的中等专业学校。专业名称也是从苏联专业目录抄下来的，即“金属矿地质与勘探”、“地球物理与找矿”，当年招生500人，学制依苏联定为4年，加强基础理论与野外实习。教育思想，我们是德、智、体三育，而苏联则是德、智、体及技术四育并重。全部教学规章制度与教学大纲、教室日志，五级分制以及口试章程等均照抄苏制。我们几个人参照苏制，并访问了北京地质学院、中国科学院，拟定了两个教育计划，报请部教育司批准。教育计划主要分为三大块：普通课、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。普通课包括政治、数理化、体育、语文与俄语，俄语课加强到400多小时。技术基础课有电工学、机械零件与制图、地形测量及钻探课，体现了苏式教育思想。专业课则包括：矿物岩石学、地史古生物、构造地质、矿床学、找矿勘探以及磁法、电法等课程。野外实习，一年级普地现象观察；二年级地质填图或仪器操作；三年级课程设计，去现场；四年级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。这个计划体现了当时的主流思想，即全面学习苏联，正规化，加强基础与实习，增加电工学与机械制图等技术课。可惜这个计划只实行了一年，1957年停课反右，58年大炼钢，中苏交恶，人们再也不提它了。
　　关于中国的地质勘探事业，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从零开始，可以说是白手起家。1950、1951年苏联专家没有来，西方国家又封锁，只好留用日本专家，优待任用。云南东川、易门大型铜矿，还有东北的青城子等矿山，恢复生产，要开发勘探，邀请中外专家咨询。听说北大、清华的教授都去了，日本专家世仓正夫等人也到场研究怎样勘探，何处挖深槽、探坑，密度多大以及如何计算储量。当时由于建设急需，在东北南部夹皮沟金矿开办了地质勘探训练班，培养人才，就是由世仓正夫等人授课，这批学员可以说是新中国第一批勘探专业技术人员。后来我发现冶金部在各省的勘探公司，多由这一批人当老总，如广西勘探公司的总工程师高志斌曾是夹皮沟的学员，我校地质教师孙云鹏、李海鹏也学自夹皮沟，“二鹏”是世仓正夫的得意门生。他们说世仓正夫确有真才实学。
　　谈起我国的地质中等专业教育，南京地校应是最早的一所，解放前，由地质学家谢家荣创立。招生不多，听说桂林岩溶所袁道先院士曾在该校学过。第二所就是1952年重工业部开办的长春地质学校，校址是伪满的地质调查所。1953年以后地质部又在长春、郑州等地办了几所地质学校。但从苏联的中专教育模式衡量，多数不够正规，属于训练班性质，不上档次。
　　重工业部教育司在党的“八大”正确政策（以经济建设为工作中心）指引下，于1956年全面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高潮中，打定主意要办一所正规化的、高质量的中等专业学校。在桂林办地校，主楼照苏联图纸建，学制学苏联定4年，教育计划，规章制度依苏联模式“四育”并重设置，真的是用心良苦，可惜这个计划，这个措施只贯彻实行了一年，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，1958年大跃进的疾风暴雨中夭折了，代之以打破洋框框，土法上马，批修反修，大搞群众运动。
　　二、60年代，徘徊前进
　　从1957年反右到1965“四清”运动是学校发展的第二阶段。这是一个大起大落、风云突变的时期。整体看，学校还是有所发展与提高。1957年反右运动，1958年大跃进是中国政治大转变时期。我被划为中右下放劳动，改造思想。到南丹县215勘探队当钻工，被告知要做长期打算，磨一手老茧，滚一身泥巴。到了58年全民大炼钢铁，我这个老地质又派上用场了，被调回学校，先是培训群众报矿员，在5楼的大厅里坐满了各县来的农民。我给他们讲解怎样认识矿物，如赤铁矿、磁铁矿、黄铜矿、铅锌矿之类有十几种。边看实物边讲解。那时候什么都搞群众运动，地质工作搞全民报矿。我又带了两个班的学生上桂林尧山开采铁矿，沉积型贫矿，并非简易勘探，挖探槽用块断法计算了储量，这是我校第一份地质报告，在学校档案室可能查得到。我们住在山上天赐田的破庙里，日夜苦战，把矿石从山坡滚下，同学们肩挑到学校小高炉炼钢。这时桂林与全国各地一样纷纷“放卫星”，一天，我在尧山开矿，突然被叫回学校，王一民书记说：“铁矿已经运回不少，炼钢小高炉要用耐火砖。你是搞地质的，去找耐火粘土。”我想桂林到处都是石灰岩，哪有什么耐火粘土。迟疑了一下，书记马上厉声说：“这是政治任务，要敢想敢干，敢闯。”于是我与李海鹏两人都配一部单车，天天跑郊区。后来，我们查看地质资料，发现在北郊灵田乡一带有下碳统的寺门煤系，其顶底板是炭质页岩、泥岩。顺着走向追踪到漓江边，该层经长年浸泡、风化变成了灰白色泥巴，很细，还有点粘性。我们也不懂耐火砖，有什么技术指标，于是就此交差。领导立即发动学生挑回院里乒乒乓乓地打起了耐火砖。前几年，我发现实验楼的角落还残留几块这种砖。既然桂林有铁矿，市领导要建“桂钢”。我校教师与桂林地质队被分派了任务，勘察桂钢建厂基地。为此，冯邦瑞市长接见了我们。我们与顾振津同志等天天跑瓦窑勘察。我们研究了这一带地下溶洞发育的规律，我写了论文，发表在广西地质学会第一届年会会刊里。后来，听说是市委某些人发扬敢想敢干与“人定胜天”的精神，竟然要在桂林找出石油，这任务又落在我们头上。我们研究了地质资料，发现在桂林的南郊良丰一带下石炭统的黑色页岩中有油迹。我们到此地一个小山包上找到了这一层，是一个一米厚的透镜体，很快尖灭，打开新鲜面有恶臭，有人说新鲜面用火柴能点着火，我们汇报了这个情况，但认为不成气候。由于这种超负荷的折腾与巨大的精神压力，1959年下半年我病倒了，诊断为胸膜炎，休养了几个月。在大跃进的高潮中，广大师生上山下乡找矿、勘查，并发动群众报矿，不计疲劳地跑遍了桂北的山山水水，检查矿点多处，几番勘查地基。其中王钟老师等运用物探技术在大厂215队发现了该地区更多锡矿及多金属储量，作出了显著贡献。
　　关于学校的规模：1957年反右停课未招生。58年大跃进学校改名为广西冶金专科学校，一下子招了两千八多名学生，应届高中毕业生全部入学还不够，把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也收来了。过了一年多，再升级为：广西矿冶学院，归广西地方主管，又招收大专班与本科班。在专业设置上也来个大跃进，增设了采矿、选矿、黑冶与机电等专业，但师资与设备缺乏，捉襟见肘，难以为继。同时由于人数突增，住房与食堂都很紧张。随后，第二年停止招生，根据中央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八字方针。1960—1961年几次缩编，专业下马，停办本科。不得不动员部分学生返回原单位或回乡务农。学校大起大落，非常被动。从1960年起全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，天灾人祸，粮食供应不足，师生体质下降，很多人出现了浮肿。上级号召劳逸结合，保证师生的睡眠与休息。并且大种大养，差不多家家养鸡，见面聊天，怎样养好鸡成了主要话题。老教师韩倬元在大会发言，要在屏风山上种一百株南瓜，秋后请大家吃南瓜宴。另外，还搞了代食品的小球藻，人造蛋白（树叶）、山薯等。
　　到了1962—1963年饥荒缓解。学校在经历了戏剧性的大起大落，能上能下的折腾后，冶金部收回了管理权，并改名为“桂林冶金地质学校”，重新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，教学秩序逐渐恢复正常。领导强调提高教学质量，学习教育学。给老师评定了职称，评出了十位讲师，并给大部分教工涨了工资，以激励员工的积极性。可是，到了1964、1965年，全国形势大变。文化大革命的苗头已初见端倪了。同时，全国开始“四清”运动。这次运动，矛头是指向党内干部的，我和几位老师参加了冶金部里派出的工作队，进驻湖北铁山609勘探队搞“四清”运动。

　　三、建校中期，坎坷返正
　　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。“文革”给全国人民造成了空前深重的灾难。1969-1970年，为了响应毛主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号召，学校开始招收工人干部班，后来发展到“走出去”，开门办学到矿山、工厂去办教学。我和几位老师，如赵精满、冯君储等到广东省阳春县933地质队办地质训练班。1970年以后，学校教工组织了701地质勘查队，抓革命、促生产，先后在全州县的月塘、灵川县大桥、南丹县大厂、灵川潮田、朱垅以及“东风煤矿”等地进行了大量地质找矿工作，检查矿点上百处，有些地方打了钻，如大桥，上交了铁矿储量。有些地方为群众找水，解决了吃水与干旱的问题。这期间，1972、1973年还断断续续的招收了几批学生，多数是经过下放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。
　　1976年12月传来了“四人帮”被粉碎的消息，全校师生与全国人民一样奔走相告，欢欣鼓舞。
　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校园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学校改名为“桂林冶金地质学院”。随后冶金部任命了柳林、张培凯与袁奎荣等组成的领导班子，并从中南矿冶学院、昆明工学院等单位调入一批干部、教师。从此学校逐步完成了由中专到大学的过渡，走向正轨。学校面向全国招生，仍以地质、物探、化探几个专业为主。
　　此后，在袁奎荣院长倡导与带头下，学校的科学研究从无到有，并开始招收研究生，承担了一些国家重要课题，如“花岗岩与隐伏矿床的研究”等，以及多项自然科学基金。我主持了一项自然科学基金课题“层控矿床的成矿学”。全校形成了 “教学立校，科研强校”的共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韦炜烈等老师对南边村C/D层型剖面的发现，得到了国际地科联许多大师们的肯定。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大事。80年代学校开展了许多项目的国际活动，走出去，请进来。先是袁院长、李锦才等访问日本并与名古屋大学订了互访的协议。以后又去了美国、苏联。张秋光，雷林源去了美国，钟自云与我去了日本参加了IGCP.224.321项目的国际学术会议。澳大利亚的茉玛索里教授、德国蔡司教授、美国戴维斯教授、日本水谷伸治郎教授等多人来校作学术交流，还招收了外国留学生。我还带领一名日本研究生三宅启司作地质野外实习。这些活动对开阔眼界，提高学习的知名度大有裨益。
　　在学术上，发扬了桂工开拓创新的精神，接触与探索了一些地质科学里的学术前沿课题。如D\C国际剖面的微古生物牙形石化石的分带与国际对比。桂林泥盆系信都组红色砂岩的古地磁与地体古纬度、古地址的研究。还有美国教授戴维斯介绍的创新概念地壳韧性变形，深部的拆离断层Detachment Fault的讨论。从而学校的学术空气浓厚，有多篇学术论文在核心科技刊物上发表。我校主办的桂林冶金地质学院学报（袁奎荣主编）被国家权威机构评为“核心科技刊物”，这是广西几所高校中的一枝独秀。学校在教学质量上稳步提高，特别是狠抓了外语教学，专门聘请了美国专家Grey James支持口语与听力的教学。在教师中开设了口语培训班。那几年，我校的英语4级、6级高校统考在广西几所高校中名列第一，并且5年连贯，名列榜首。
　　教学的另一方面是国外的留学生，他们包括美国、日本、非洲与中东的一些国家，他们有的学汉语，有的学中国地理或中国地质，并进行野外实习。桂林得天独厚的泥盆纪溶岩地形、奇峰异洞以及种类繁多的古生物化石、古生物礁体等，给他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。在此期间，我与王志尧等同志奉命参加了一项地质找矿会战，即随冶金部“富铁矿科学考察队”开赴滇西北、藏东南的处女地寻找大型富铁矿。我写了该队的部分总结报告，后形成论文《滇西北的三叠系》发表在地质论评刊物上，得到了学校科研二等奖。1979年末，回到学校后，主要从事教学工作，讲授“动力地质学”“大地构造学”“古生物地史学”等课程，并给研究生讲授“板块构造学”等课程。1981年筹建横县六景地质野外实习基地，并带领四个班的学生搞了七周的地质填图实习，这对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很有帮助。年末在教师中评职称，我与张秋光等4人评为副教授，整个80年代学校陆续增设了水文地质、工程地质、土木工程、工程测量、宝玉石、旅游与管理等专业，突破了单一的地质学科，形成了以工程技术为主体的多学科体系。那几年，学校的面貌日新月异，招生扩大、投资增加、科研得奖，校舍面积扩大一倍，学校规模与教学质量上了一个新的台阶。学校又一次评审教师职称，很多人得到提升。张秋光与我等4人晋升为教授，1989年广西地质学会开会，袁奎荣院长与我等几人被评为学术带头人。
　　到了90年代，我主要给研究生授课，后来又给几批外国留学生用英语讲授“中国地理”、“地质与学术口译”，还给桂林师大的美国留学生上地质课与野外实习，带完了最后一个研究生李学森，于1995年退休。之后发挥余热，做了些地学科普工作，作为桂林市老科协的讲师，2009年被评为积极分子与优秀老科技工作者。

四、今日桂工，走向辉煌
　　到了90年代，学校与全国同步发展进入快车道。1993年学校更名为“桂林工学院”，加强了工程学科的教学与科研，包括资源与环境工程、材料工程、土木工程以及电子与计算机、艺术设计等，研究生方面也从单一地学扩大到环境工程、市政工程、材料工程、水文学与应用化学等领域。1997年教育部专家组来校考察，经过几个月的深入调研，对教学与管理作了评估，结果为合格。
　　新世纪的到来，鼓舞着桂工人锐意进取。2001年1月校党委作了“抓住机遇，加快发展，为把我院建成地方一流，国内先进的多科性院校而奋斗”的报告。学科建设工程抓住资源、材料、环境、土建及旅游等主体学科，形成学校特色，同时加大计算机等新科学的投入。重点建设地质工程、材料工程与环境工程三个中心，使之具备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与产业开发三大功能，成为省部级相关学科的基地。在此期间，桂林民族师范学校，南宁有色金属工业学校并入桂林工学院，学校规模与校园范围扩大。学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在广西名列前茅。
　　2004年学校迎来了教育部评估，以此为契机，学校大力开展了“以评促教、以评促改”的工作，形成了以人为本、教学科研并重，多学科协调发展的新局面，构建成多学科性大学的框架。2004年11月，学校接受教育部专家组的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，并取得良好成绩。随后，学校再接再厉，发起了下一个奋斗目标—“两申”，即申请学校升格为大学与申请博士点。为了凝聚人心，党委进一步提倡与弘扬“桂工精神”——“艰苦创业，敬业奉献，团结协作，开拓创新。”2006年桂工建成了硕士点30多个，本科专业40多个，精品课程和十个优质专业，科研经费突破2000万元，国际合作大有进展，与澳大利亚、日本、美国、韩国及英国订立了科研办学的合作协定。50多年的艰苦创业与努力，学校与时俱进，在2009年4月经教育部批准，升格为桂林理工大学。学校的宗旨是以人为本，教学立校，科研强校，以工为主，多学科协调发展，立足广西，面向全国，走向世界的多科型大学。
　　经过几代人艰苦劳动，徘徊发展，多次变迁，迄今（进入21世纪），桂林理工大学已拥有国家级教学团队2个，国家级精品课程4门，双语教学示范课程1门。有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基

地1个，教育部重点实验室1个，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1个，广西区政府院士工作站2个。教学、科研实力不断增强。学校早在1987年就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。近年来承担国家级、省部级等各类科研项目2600余项，其中“973”前期专项、“863”计划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项目250余项， 2013年科研总经费首次突破亿元大关。学校现有桂林屏风、雁山，南宁安吉、空港4个校区，总面积达3000余亩。学校师资队伍雄厚，其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教师600余人，博士生导师42人，学生人数超过30000。真是英才济济、弦歌一堂、满园丹桂沁书香。

　　五、结语
　　春花秋实，天道酬勤，几代人走了60年的风雨历程，五改归属，十易校名，积累了宝贵的建校办学经验教训：育人为本、科教并重。在新世纪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，桂工教职工向祖国与社会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。学校的建设与发展与祖国是同呼吸共命运的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在党中央集中精力搞建设，一心一意谋发展的政策路线指引下，天时、地利皆备，桂工人锐意进取，开拓创新，再接再厉，攀登上一个又一个的建校办学台阶，不断走向辉煌，开创了现在桂林理工大学的崭新局面。
　　桂林理工大学“厚德笃学、惟实励新”的校训突出了德育为先、戒浮躁虚荣，强调了求真务实与开拓创新的精神，促进了良好大学文化氛围的形成，激励师生员工解放思想，与时俱进，实事求是，有所作为。